由于基本否认魏玛宪法中作为民主分支的议会和作为司法分支的法院的宪法功能，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尽管在概念清晰性和理论反思性上属于上乘之作，但却在政治实践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通过性行为的传染占了70％以上。  刘作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出处:《东方法学》2013年05期 进入 刘作翔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利益 权衡理论 利益冲突 自由 安全 。

权利理论对为了其他人的更大利益而对某个个体施加某类行为这一说辞提出了限制，也限制为了一般利益而要求个体所做的牺牲。可在之前的初审法院判决中，法院恰恰认为环境保护的利益优先于军事利益。［6］它们是功利主义支持者最引以为豪的特色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它在价值上是一元论，拥有单一的度量标准和统一的决策过程，并且没有规定利益或价值的定性优先权。那些因此被禁止登机或被赶下飞机的乘客的机票将作废，不能退票。2009年11月30日，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晓明介绍说，甘肃省虽处于艾滋病疫情低流行地区，但是疫情仍呈现上升趋势。

如果不能，则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那么若要减少选择的难度，唯一的方法就是降低我们对其中一个或全部两个选择的关怀程度。［8］最近斯诺登有关棱镜监听项目的披露，更是将此问题推向了火山口。由此可能导致那些意欲颠覆现存秩序、以党派私利冒充公意的极端力量也合法地登堂入室。

臣民对于君主行使其代表职能来说，并无法律上的价值。[42]民主发展到今天，这种机制越来越完善，如选举、基本权利诉讼等。  一、代表制的历史类型 当人们直观地感受政治现象时，它通常表现为一种命令——服从的支配关系。第五，职工代表大会代表职工。

[24]John Plamenatz,Man and Society, volume one,second edition,Longman,1992，pp.235-236. [25](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125。直到最终过渡到民主共和制，谁是代表者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

虽然这个结构给我们提示了考察代表时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但是，若离开具体语境，这些问题根本无法得到回答。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不只是理论的任务，更是实践的使命。因此，诉诸内在权威的立宪君主制中的两个主体必然存在互相竞争的内在趋势。它并不是指代表政治统一体的人格，因为这个人格的代表者是君主，而是指在君主这个代表者面前，把经验意义上的人民的利益表达和声张出来。

多所指的乃是具有各种利益和偏好的经验世界当中的人，一乃是把这些杂乱的人群凝合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君主和臣民之间存在一种外在意义上的二元性。在商谈代表模式看来，只存在关于公意的各种主观主张。当霍布斯打算完全从具有理性的个人建构政治统一体时，他就必须首先把个人完全打回到在政治上没有意义的自然人。

因此，如果这样理解公意，那么，发现公意的方式最终只能是代表者的决断。2.诉诸内在权威的君主制 在诉诸超越权威的绝对君主制中，代表者的正当性根据来自一个外在于经验性人群的源泉。

而政治统一体一旦想要在现实中呈现，就必须由代表者来承载。[4]第五，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33]施米特，见前注[13]，页226。而在人民主权的语境下，基本的假定是人人都具有理性。在国内语境下，不管哪个领域引发的矛盾，如果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那就触及到了政治统一体的底线。它相信即使人出于谋利和贪婪这些自然欲望，仍可以最终产生出公意这种政治上高尚的东西。第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决断代表、竞争代表和商谈代表是接近公意的二种方式。

而且，臣民的利益与上帝的意志具有内在关联，甚至可以说，在尘世范围内，符合臣民利益的，才是符合上帝意志的。由此，代表者所代表的一与经验性人群所构成的多处于一种外在的二元化对立当中。

代表的体系结构所涉及的各维度，可以作为分析一国宪法的具体代表结构时的参照标准。当命令——服从的支配关系获得规范意义后，命令者在发号施令时，就不会使用你必须服从，因为我比你强大这样的逻辑，而是要诉诸于你应该服从，因为我的命令代表了某种更高的价值的修辞方式。

多与一各有存在的独立性，二者没有被同一化，否则便是直接民主，而不再是代表制。而根据法国大革命开启的现代代表观念，代表者只受其良心约束，代表全体人民。

如果臣民全体在并不精确的意义上被看作国家的话，那么，君主是高于和外在于国家的。依照这种时空限定，主权国家在西方兴起之后，完成了从绝对君主向民主共和的转变，君主立宪是此过程中的过渡阶段。2.诉诸内在权威的立宪君主制 立宪君主制的两个核心组成机关，即君主和议会，也可以同时诉诸人民主权原则。根据这种观念，整个宇宙是一套统一的秩序，是一个完整的王国，上帝是这个王国的君主。

[1]第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在契约论传统中，人民是通过契约建构出来的统一体。

[10]就此而言，中国宪法的代表结构乃是人民主权原则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它假定现实政治背后仍有一套更高的本体秩序。

从形式代表的机制来看，至少可以分出以下两种选定代表的方式： 第一，程序性选定机制。[26]Giuseppe Duso, Der Begriff der Repr?sentation bei Hegel und das moderne Problem der politischen Einheit,1990，S.11. [27]关于立宪君主制的进一步类型划分，参见Georg Jellinek,见前注[18]，S.705ff。

[41]康德，见前注[36]，页198。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另一方面，面对利益多元化的现实，中国宪法又包含对此多元利益诉求进行回应的因素。从现实层面来看，代表者的意志就是主权者的意志，代表者与主权者同一。

[36] 其次，康德赞同卢梭的公意理论，认为公意应该成为代表者行动的内在指南。另一种是把公意理解为有待建构。

以魏玛时期的德国为例，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主张可归入这种代表类型。霍布斯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并非从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一前提出发，而是针锋相对地从人天生是自然动物出发，导出政治体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必须建构而成的结论。

作为被建构的统一体，只有通过代表才能获得存在形式。就此而言，代表者就是主权者，它对于政治统一体具有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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